為有效妥善處置融資性擔保機構（以下簡稱擔保機構）和市外融資性擔保公司分支機構（以下簡稱分支機構）風險性突發事件，努力降低擔保機構和分支機構風險性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秩序，保障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根據中國銀監會等國家七部門《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銀監會令年第3號）、《融資性擔保機構重大風險事件報告制度的通知》（銀監發〔〕75號）和《全省擔保機構規范整頓工作實施方案》、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轉發《省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政辦〔〕86號）等有關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本預案。

一、適用對象、適用范圍

（一）適用對象。在市行政區域內設立的擔保機構、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擔保機構分支機構和其他從事融資性擔保業務的機構（以下簡稱擔保機構）。

（二）適用范圍。對發生涉嫌非法集資造成群眾擠兌的；發生擔保詐騙、金額可能達到其凈資產5%以上的擔保代償或投資損失的；重大債權到期無力清償債務的；主要資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的；主要負責人失蹤、非正常死亡或被司法機關依法采取強制措施的；因涉嫌違法違規被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立案調查的等，均視為重大風險事件。

二、組織機構和職責分工

成立市處置擔保機構和分支機構風險性突發事件領導小組（以下簡稱市應急領導小組），組長由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王治通擔任，副組長由市政府副市長王玉民擔任，成員由市政府常務副秘書長、市工信局、市政府金融辦、市工商局、市中級法院、市公安局、市財政局、市審計局、市人行、市銀監局、市委宣傳部等有關部門行政負責人組成。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市工信局，辦公室主任由市工信和信息化局局長張樹敏兼任。市應急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市應急領導小組指導下負責對全市突發事件處置工作進行研究、決策和部署；負責組織協調成員單位及相關部門；負責督導檢查各專門小組處置工作開展情況、及時向市委、市政府及上級主管部門報告突發事件處置情況。

市應急領導小組下設預警信息組、現場處置組、司法救助組三個工作小組：

（一）預警信息組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銀監會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促進融資性擔保行業規范發展意見的通知》（國辦發〔〕30號）精神，促進我省融資性擔保行業有序、規范、健康發展，提出本實施意見。

一、明確目標要求

（一）總體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加快發展與規范監管并重、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相結合，嚴格規范監管方式、方法和手段，建立科學監管的長效機制，積極引導融資性擔保機構樹立審慎經營的理念，提高融資性擔保業務的規范化運作水平，提高融資性擔保行業風險防控能力和融資服務能力。

（二）總體目標。加快推進融資性擔保行業體系、法規制度體系、監管體系、扶持政策體系和行業自律體系建設。構建適度審慎、協調聯動、科學有效的監管機制。加快培育公司治理完善、內部控制嚴密、風險管理有效、具有較強承保能力的融資性擔保機構，逐步建立布局合理、適度競爭、規范有序、運行高效的融資性擔保體系，形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擔保再擔保有機結合、融資服務功能顯著提高的發展格局。

二、壯大擔保體系

（一）到2015年底，全省融資性擔保機構達到500家，注冊資本總量達到350億元，形成1750億元的融資擔保能力。

（二）做大省級融資性擔保機構。以省融投擔保集團有限公司為主體，為民營企業提供直接擔保和多種形式的融資服務，適當開展再擔保業務，注冊資本達到100億元；以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服務中心為主體，組建省級再擔保機構，構建全省再擔保體系，適當開展直接擔保，注冊資本達到10億元；以信投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為主體，為工業和信息化中小企業提供擔保和融資服務，注冊資本達到10億元；以國富農業擔保有限公司為主體，為“三農”項目提供直接擔保，注冊資本達到5億元；以省供銷社組建的新合作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為依托，為農村流通企業和專業經濟合作組織提供融資擔保服務，注冊資本達到3億元，形成省級擔保機構分工明確、協調配合的融資擔保體系，成為全省規模最大、信用等級最高、服務范圍廣的機構。

（三）做強市級融資性擔保機構。每個設區市至少建成1家注冊資本規模1億元以上的區域性核心擔保機構，、、、市要達到3億元以上，形成輻射帶動所屬縣（市、區）融資性擔保機構的能力。

摘要：融資擔保是緩解現階段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的有效措施，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增速呈現了放緩的趨勢，中小企業經營難度也有了明顯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主要圍繞新常態下融資擔保機構可持續發展路徑進行探索，旨在為融資機構提供可借鑒策略。

關鍵詞：新常態；融資擔保機構；可持續發展；路徑

在經濟新常態下，不僅給融資擔保行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挑戰，而且其生存難題也基于外部環境惡化的背景下而變得更加嚴峻。就實踐表明，擔保行業如果想要使自身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就必須改變以往完全依賴市場的情況，并充分借助政府的作用來實現。以國際經驗為借鑒和參考可以看出，中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服務主要是依靠政府支持背景下的擔保機構來獲得的，政府、聯合金融機構以及社會團體等都是出資方，僅僅依靠民間資本來進行融資擔保的模式并不具有可行性。

1擔保行業發展現狀分析

以南部某省Q市為例，公開資料顯示：截止到2017年12月底，通過年審的融資擔保機構逐漸呈現了下降的趨勢，將其與高峰時期相比，其中主動退出或被淘汰的擔保機構約占67%。同時，全市在此年的新增融資擔保業務12.08億元，持續下降趨勢明顯；以行業代償情況為立足點來講，2017年全市擔保行業新增代償已超過1億元，擔保代償率高達9.24%以上，是歷年代償率最高的。因此，從整體上來講，我國擔保行業總形勢不容樂觀。想要使擔保機構獲得可持續發展帶動擔保行業的穩定發展，加大對擔保機構可持續發展路勁的探索尤為重要。

2新常態下融資擔保機構可持續發展路徑

2.1對擔保模式進行創新，提升擔保品種的豐富性

以業務模式為立足點來講，需要以由傳統銀行、擔保機構和中小企業構成的擔保架構為基礎，加大對第四方或更多方的引入力度，例如地方政府或核心企業等，從而使基于擔保業務中的合作方和業務品種都能得到有效的拓寬，進而實現分散業務風險的目的。從業務品種角度來講，資金池是較為有效的一種方式。主要是以處于擔保業務中幾方為出資主體以此建構的資金池擔保模式，并向其他多類型擔保業務提供保證；其次，融資性擔保公司還要對以往依賴于銀行貸款進行間接融資方式進行轉變，使存在于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金融產品類擔保如集合債、中期票據等向優質擔保公司融資擔保品種所轉換。同時，還要以傳統不動產抵押作擔保為基礎，對股權、應收賬款的質押以及反擔保措施予以合理化拓展。

摘要：科技金融本質上是金融制度與科技創新的高度耦合，是為科技創新及其商業化和產業化提供整體金融服務的金融新業態，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最關鍵因素之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科技金融體制機制改革，優化科技金融綜合服務，通過大力發展科技銀行、促進風險投資機構發展、加快發展科技保險行業和擔保行業發展，為科技創業中小型企業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解決科技創業中小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關鍵詞：科技金融；科技創業；科技銀行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解決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化、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新時代難題的關鍵之策。建成創新型國家，關鍵在于加強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它需要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來分擔風險，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科技創新活動是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這一生態系統包括孵化器、公共研發平臺、風險投資等相關金融服務、圍繞創新形成的產業鏈、產權交易、市場中介、法律服務、物流平臺等。科技創新離不開金融創新，技術創新背后實質上是金融體制的創新[1]。近年來，科創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正日益成為科技創新領域最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生力軍，促進發展經濟的重要力量和驅動產業升級的重要主體。但是，科創型中小企業自身存在財務能力薄弱、融資渠道單一、前景發展不明等問題，一旦遭遇風險，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是決定其持續創新能力的關鍵之一，是否能夠解決科創型企業尤其是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而如何構建一個有效服務科創型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體系，則成為解決融資難融資貴難題重要之策。

一、大力發展科技銀行，支持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

由于科創型中小企業“輕資產、高風險”的特征，加之國有銀行在國家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業務傳統，使得體制機制相對靈活的商業銀行成為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的關鍵主體。商業銀行在服務科創型企業過程中，因地制宜，不斷加強體制改革、產品創新、內部治理，在自身變革創新的同時，也有效推動了科技創新和科創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商業銀行目前服務金融創新的和科技創新的主要形式是科技銀行。2009年，成都銀行科技支行的成立，開啟了我國科技銀行服務科創型企業和項目的歷程。其后，各地科技支行紛紛涌現，通過與當地政府的深度合作，探索服務區域科技企業尤其是科技中小企業的模式。截至目前，我國已擁有科技支行近200家，伴隨著科技支行的快速發展，其面臨的諸如管理和服務方面的問題也日益凸顯，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受到現有金融機構管理體制的制約，缺乏審批權，影響放貸效率；內部嚴格的個人責任追究制，使得“盡職免責”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使得科技支行依然偏好低風險類企業或項目；銀行從業人員缺乏工程技術知識，項目篩選能力有限，風險管控能力不足；科技支行發展過度依賴政府政策支持，產品創新能力不足等。科技支行必須加大“供給側”改革力度，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加強新產品研發。第一，立足長遠，加強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科技支行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設立法人級別的科技銀行。目前，科技銀行仍然以支行性質存在，并沒有出現行一級的形態，這使得科技銀行受制于其職能、資源、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制約，建議設立一級支行級別的科技銀行，擴大管理權限、賦予獨立審批權，提高科技貸款審批效率。建立與科技銀行業務特點向匹配的專項考核機制，設置彈性的風險容忍度，落實“盡職免責”制度可操作性，保護銀行負責人干事創業積極性。引導科技銀行重視高成長性科技中小企業，根據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需求，服務國民經濟重點發展領域，支撐重點行業相關企業的科技創新創業。第二，注重優化科技銀行的股權結構，加強內部治理。政府的資金應起到引導作用，通過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吸引民間資本，放寬民間資本市場準入標準，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參股設立科技銀行，壯大科技銀行資本實力。加強科技銀行內部治理，適應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特征，加強內部組織架構改革，協調金融創新與科技創新結合業務，采用扁平化的管理體制，依托所在地域產業發展特點，加強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如基金、風險投資機構、融資租賃業務、擔保、科技保險等主體，完善金融服務資源產業鏈，創新科技型中小企業服務模式、改良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結合業務運營模式。第三，降低科技信貸風險。加強政府和銀行合作，建立“風險池”制度承擔一部分銀行風險，比如杭州銀行科技支行除科技保險外，市、區兩級政府給予一定的財政補助、利息補貼、保費補貼等，不僅有效降低企業放貸利率，而且在出現風險時，銀行只需承擔凈損失的20%。再如交通銀行的“科貸通”項目，如出現貸款違約，政府優先償還貸款損失；另一方面，嚴格制度設計，采取“風險管理前移”政策。制定單獨的客戶準入標準，建立專家咨詢委員會聯合評審信用風險，針對規模較大的信貸項目和業務，依托當地科技部門，組建包括信貸專家、產業專家、技術專家、投資專家等人員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對企業技術水平進行量化，合理確定專家委員會評價權重，如杭州銀行科技支行專家委員會評價權重達到50%。創新產品設計和運營模式，協同多種渠道，如銀保聯動貸款模式，將一部分風險分散出去，比如交通銀行配合履約保證保險的“雛鷹貸”等。目前，國內科技銀行降低風險的方式仍然較為單一，科技銀行的發展取決于政府的“風險池”基金的規模，承諾補償銀行的比例，以及“風險池”基金的放大倍數。因此，對于有條件的地區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創新，依靠市場機制降低風險。一是探索采用“投貸結合”方式，銀行與有實力的創投基金合作建立“投貸聯盟”提供信貸融資路徑[2]，尤其支持VC機構投資后的企業；二是與企業簽訂第一順位還款協議，保證科技銀行享有優先的損失索賠權利；三是重點關注企業的現金流。要求獲得科技銀行貸款的企業，必須在科技銀行開戶，以加強對貸款企業現金流的監控。第四，加強復合型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提升服務專業化。建立一支由科技和金融復合型、高素質專業人才組成的隊伍是科技支行發展的強大人才和智力保障。科技銀行因其主要服務對象是科創型企業，決定其從業人員不能僅僅具備金融專業知識，更需要具有工程專業知識，熟悉相關領域的技術發展前景。因此，一方面，制定科技銀行客戶經理招聘標準，吸納具有工程專業技術背景的金融人才（如本科階段研讀工科專業的金融專業研究生）；另一方面，加強現有從業人員的工程技術培訓，包括高科技行業知識和市場趨勢等。從科技銀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可以采用“訂單式”培養的模式，加強與高校合作，在金融類專業培養方案中，嵌入相關的工程技術知識模塊，提升金融人才的科學素養。第五，增強服務的差異化，服務區域產業發展。科技銀行在地理區域上一般靠近高科技園區，需要深耕區域市場，了解區域發展趨勢。國內金融創新與科技創新結合先進典型，包括北京的中關村模式、蘇州“6+1”模式等，雖模式內涵不盡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基于區域產業現狀，不斷創新產品設計，提升服務差異化。進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結合模式，比如工商銀行“張江”模式，不斷創新信貸新產品，通過“差異化信貸政策”“融資新品”驅動，在產品、機制等方面不斷迭代更新，為不同類型企業或同一類型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提供差異化的信貸產品。科技銀行在發揮自身優勢，扶持實體科技企業成長的同時，也為自己尋找到了新的增長動能。

二、促進風險投資機構發展，豐富企業融資渠道

科創型中小企業的發展與金融資源的相互融合，形成高效的雙向資源優勢互補機制，這是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相結合的重要路徑。科技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融資的需求，但是由于科創型中小企業輕資產的特征，商業銀行向科創型中小企業貸款的最佳階段是成熟期，科創型中小企業前期融資應由風險投資參與。風險投資是科創型企業主要融資渠道之一，風險投資是很多科創型企業和新興企業得以快速發展的源泉，有力地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包括天使投資資金、創業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等形式。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注入資本，緩解融資壓力，而且還能發揮自身優勢，為企業推薦創業導師，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為企業提供發展咨詢，進行重大決策管理，降低運營風險[3]。同時，還能將天使投資基金作為擔保，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但是，由于國內風險投資起步較晚，數量少、規模小，供需矛盾失衡，難以滿足快速增長的科技企業融資需求，短期內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導致針對初創期的科創企業支持力度偏小。政府應綜合使用財政、金融、稅收等手段，發揮財政資金杠桿效應，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創業投資，放大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引導風險投資機構將業務重點放在種子期科創企業，政府給予一定的利率貼息、擔保補助、項目補貼等，調動創業投資機構的積極性。對于銀行尤其是科技銀行而言，要充分借助風險投資機構在項目篩選與評估方面的專業性，加強與風險投資機構的深度合作，創新金融產品，優化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科創企業的發展。第一，風險投資可以彌補銀行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于科創型中小企業的財務數據、內部管理、發展前景的不規范性和不確定性，使得銀行憑借傳統的財務報表等數據難以評估風險，基于風險厭惡的本能，銀行對科創型中小企業存在“惜貸”現象。而風險投資機構的核心能力———項目評估和篩選，恰好彌補銀行風險評估能力的不足。風險投資機構為銀行管控風險、發現潛在優質客戶先行把關，風險投資機構投資的企業，可以作為銀行放貸的參照標準，如硅谷銀行采用投貸結合方式提供信貸融資，尤其支持風險投資機構投資后的企業。第二，風險投資有助于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實質是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即金融市場上缺乏風險收益曲線不同、異質性的金融產品，是金融體系結構性缺陷（金融市場上缺乏與科創型中小企業高風險高回報相適應的融資產品和融資渠道）。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途徑包括銀行和股市，銀行排斥高風險業務，而股市青睞業績優秀的企業，也將科創型中小企業拒之門外。因此，風險投資機構是對金融市場不健全的有益補充。第三，風險投資可以彌補銀行專業性不足的問題。作為資本供給方，銀行為控制風險，通常會參與貸款企業的重大項目決策。但是銀行從業人員多以金融知識見長，缺乏技術與管理經驗。風險投資從業人員一般由較強的工程技術知識和企業管理經驗的行業專家型構成，能夠為科創型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咨詢。加強銀行與風險投資機構的合作，有助于拓寬銀行從業人員的知識面，使其成為匯通金融知識、工程技術知識和項目決策等方面的復合型人才，提升銀行項目評估和篩選的能力，為緩解科創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貢獻力量。在我國“分業經營”的金融模式下，商業銀行不能混合經營，一般只能作為企業的債權人，而不能投資企業股權，對綜合化投融資業務的介入程度受到較大限制，限制了銀行從“高風險”科創型中小企業發展帶來的“高收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向科創型中小企業放貸的積極性。基于現有金融體制，銀行與創投基金協作的模式可以有以下幾種探索。第一，“投貸聯盟”模式，即銀行與有實力的風險投資機構聯合建立“投貸聯盟”實體[2]。這種模式具有如下優勢：一是深化雙方合作，共享銀行與風投機構之間的客戶信息，解決銀行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有助于風投機構了解企業資金情況，建立有效的風險防控機制等；二是滿足科創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多元需求，比如企業管理、資本管理、技術創新等。既能提升銀行對潛在客戶的對接效率，又能提升風投機構的資本來源問題，更能為企業發展提供諸如融資、管理、咨詢等方面的服務。第二，共享風險收益模式，在現有分業制金融模式下，銀行不可能對科創型中小企業進行直接投資，也就無法獲得企業股權，不能以股權轉讓、回購或上市等方式獲得高額利潤回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銀行科技金融的風險—收益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為了破解風險—收益結構失衡問題，在現有法律法規框架內，可以設計股權與債權的轉換機制，或者委托第三方持股，設定利益共享機制。銀行只有介入股權才能平衡業務的高風險，獲得高收益。科創型企業的風險收益曲線決定了銀行供給側改革必須提供一套針對現行科技信貸業務的有效替代機制。

三、大力發展科技保險，為企業融資保駕護航

典當行運行情況

典當行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銀行貸款相比，典當融資的主要優勢是方便快捷，能有效滿足企業或個人急需的臨時性資金周轉等需求。近年來，海南省典當行發展速度較快。截至2012年6月末，海南省共有典當企業118家，實收資本11.1億元；資產總額12.2億元，同比增長30.3%；負債總額0.6億元，同比增長96.5%。典當業務快速增長。2012年上半年，全省典當企業典當總額8億元，同比增長18.61%。其中，房地產典當總額5.45億元，同比增長24.39%。截至2012年6月末，典當余額5.74億元，同比增長26.1%。其中，房地產典當余額3.9億元，同比增長19.3%，占典當余額的66.3%，占比較高。

融資性擔保公司運行情況

截至2012年6月末，海南省共有融資性擔保公司49家，注冊資本23.9億元。其中：政府完全出資擔保公司15家，民間出資擔保公司32家，混合出資擔保公司2家。2012年上半年，全省融資性擔保公司發生擔保業務794筆，同比增長15.23%；金額16.32億元，同比增長13.78%。其中：擔保個人貸款490筆，金額5.1億元；擔保企業貸款304筆，金額11.21億元。截至2012年6月末，擔保貸款責任余額33.47億元，擔保貸款不良率0.18%。

產生的作用及應關注的問題

（一）積極作用

準金融機構若有效監管，規范操作，將會產生較大積極作用。近年來，海南省準金融機構發展迅速，機構數量逐年增加，業務規模不斷擴大，逐步覆蓋一部分微小企業和農村金融領域，有效地彌補正規金融的不足，扶持地方經濟發展。同時，準金融機構為相關的金融服務機構提供了服務收益，在將地下金融引入正軌、降低社會失業率、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都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二）應關注的問題

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是創造就業機會、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加強信用制度建設對民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那么，應該如何加強信用制度建設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加強信用制度建設，完善民營企業信用擔保的環境

信用擔保的基礎是信用制度，它依賴于特定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信用體系，為民營企業提供信用擔保是提升民營企業的信用，增強金融機構為民營企業融資的信心，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

首先，要切實提高財務會計信息質量，提高民營企業自身的資信度、誠信度。企業的信用基礎是建立在企業規范化的財務會計信息基礎之上的，目前民營企業的財務制度不夠健全，尤其是新創業的民營企業。對要求提供信用擔保的民營企業，必須嚴格按照新《會計法》的要求，依法立章建制，規范企業的財務會計核算，提供真實準確、完整的財務會計信息，健全民營企業的財會制度、票據制度以及與管理部門、金融部門共享的企業信用信息制度等等。

其次，加強信用基礎建設，對民營企業實行信用評級制度，建立規范化的企業資信評估體系。為了溝通銀企之間的借貸通道，使擔保機構能按民營企業信用提供擔保，引導和促使資金流向信用好的民營企業，可以設想把民營企業、銀行和參與信用評估的中介機構三個方面共同作為信用主體，把經營信用、資本信用、質量信用、完稅信用和個人行為信用五個方面作為信用制度的主要內容，通過對民營企業基本情況和不良記錄的收集，建立民營企業資信檔案和企業經營信譽檔案；建立以信用登記、信用評估、風險預警、風險管理、風險分散等為主要環節的信用制度，將民營企業經營者的個人信用、企業信用與銀行審貸、信用擔保機構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信用評估機構或擔保機構對民營企業和信用等級評估，提高其資信透明度；然后再由銀行或擔保機構根據評估報告決定對民營企業的放貸與否和放貸額度。

2建立民營企業的信用擔保基金，促進民營企業融資的良性循環

擔保基金是專項用于履行保證責任時代為清償銀行貸款的資金，是一種商品范疇、市場機制、企業行為、符合國際慣例和中國法律的新型的商業性擔保公司個人消費貸款。擔保基金可以由兩部分所組成：一是啟動資金，是由政府出資的鋪底。這部分資金不在于多少，但必不可少，它體現了政府的支持，同時也使會員企業增強了對擔保機構的信任度和信心。二是會員企業繳納的保證金。這是會員企業以資金形式體現對自身信用的保證和承諾，同時也是與其貸款申報數額掛鉤的基數。要形成科學的約束和風險防范機制，必須注意把握好四個環節：一是擔保基金必須全部存入銀行；二是擔保貸款放大倍率必須限制在擔保資金的5-10倍；三是嚴格按照標準選擇企業和擔保項目；四是加強評估，控制風險代償率。

民營企業的信用擔保基金是非營利性的，要保持其可持續性，既要規范管理，回避決策風險，又要持續注入資金，保持一定的規模，要實行信用擔保基金的“資金來源多元化、組織形式多樣化、風險分散社會化和約束機制有效化”，不斷為成長性強、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科技型、知識型、特色型民營企業服務，支持民營企業的改革與發展。采用“政府為主社會為輔，多元募集滾動發展”的方針，通過政府投入、受保企業風險保證、擔保機構多方籌集和經營效益補充等途徑來籌集資金；按照“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做到約束機制有效化；調動和組織社會資源共同解決民營企業貸款難、擔保難的問題，避免將風險全部轉嫁到政府特別是財政的弊端，使得風險分散社會化。

摘要：本文從溫州市民營企業2019年融資現狀出發，選取溫州市19家上市民營企業運用KMV模型測算其信用風險，發現信用風險偏高，適合在借貸中引入擔保措施予以增信。繼而對溫州市24家擔保融資機構2019年的運行情況進行匯總分析，發現政策性擔保機構在現有擔保融資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最后針對現存問題提出優化擔保融資供給、完善信用體系建設、落實金融支持政策的建議。

關鍵詞：民營企業；信用風險；擔保融資

一、研究背景

溫州是我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民營企業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解決勞動力就業，發展對外貿易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資本是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性要素，然而許多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型企業作為“弱勢群體”在融資過程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十分嚴峻，這些企業往往由于缺乏信用記錄、財務信息不完善等原因在申請融資的時候被銀行拒之門外。溫州民營企業眾多，資金供需矛盾突出。解決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通過銀行和擔保公司的合作來提升信息對稱性、分散信用風險。為民營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的機構主要有商業性信用擔保機構和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本文將從溫州民營企業的融資現狀出發，探討現有擔保體系存在的問題和優化路徑。

二、國內外研究動態

信貸融資擔保理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國內外學者對擔保融資的理論和實踐展開了深入研究。信貸市場的不完善和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是擔保融資形成的根源。擔保融資機構主要分為政策性擔保和商業性擔保。陳海誼[1]通過對溫州地區的民營企業的融資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信用擔保融資是擴大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有效手段。葉茜茜，楊福明[2]提出溫州現有的商業性擔保機構規模較小，資本實力和擔保能力偏弱，并沒有構建起可持續的盈利模式，盈利能力較弱。馬松，潘珊，姚長輝[3]指出，在信息不對稱的信貸市場中引入政策性擔保可通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而有效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但是Gropp，Gruendl和Guettler[4]通過對政策性擔保的實證檢驗得出政策性擔保存在與道德風險相關的可能性。周素華[5]通過KMV模型對比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違約風險，發現民營企業存在信用風險偏高的問題。可見，在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信用風險，融資難題是制約其發展的瓶頸，現有研究表明擔保融資在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起到了推進作用。

三、溫州民營企業融資現狀

1.2019溫州民營企業融資總體情況①融資總體需求。根據溫州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末，溫州市人民幣貸款余額達1153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6%，對比2018年的數據可以看出，雖然增速稍有放緩，但是資金需求總量仍然呈現增長趨勢。而其中2019年的民營經濟貸款余額達4711億元，比年初增加568億元，較去年同期多增259億元①。②融資利率。一是銀行貸款利率。2019年1—7月中央銀行公布的貸款基準利率一年以內含一年是4.35%，在2019年8月LPR形成機制公布以后當年的8月、9月、10月、11月、12月一年期LPR利率分別為4.25%、4.2%、4.2%、4.15%、4.15%，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不斷走低，有關數據②顯示2019前三季度溫州全市企業貸款利率和民營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分別為5.44%和5.67%，同比分別下降0.20和0.31個百分點，但同時均存在貸款利率上浮現象。二是溫州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溫州民營企業資金來源除了銀行貸款以外，還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農村互助會、民間直接借貸等，溫州地區民間綜合利率指數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間融資市場資金成本及利率趨勢，根據溫州金融辦“溫州指數”所有監測點的統計，“溫州指數”2019民間融資綜合利率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分別為15.63%、15.95%、15.77%、15.32%，年平均利率為15.67%。從以上情況分析，溫州地區企業融資總量的上升體現了企業融資需求不斷增長的趨勢，進一步對比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企業實際貸款利率水平和溫州民間融資綜合利率可以發現存在巨大的利差，從融資成本上來看，銀行貸款仍然是企業在解決資金需求時成本較低的一種選擇。發揮擔保融資在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的推進作用，是民營企業提高申貸率、降低融資成本的關鍵。2.溫州民營企業信用風險分析課題組的調查顯示，溫州民營企業融資來源中銀行貸款占比達到69.2%，風險因素是銀行對民營企業惜貸的主要因素，而擔保融資的前提就是企業向金融機構貸款，了解民營企業的信用風險情況是探討民營企業借貸擔保行為的基礎。溫州民營企業大部分為小微企業，財務數據難以獲取，因此本文選取19家溫州上市民營企業為代表，采用其2019年的公開數據用KMV模型預測信用風險。KMV模型是90年代美國KMV公司提出的通過引入期權價值觀念來預測違約率，評估企業信用風險一種動態模型，違約距離越長,違約概率越低。KMV模型方程組如下：E=VAN(d1)-De-rtN(d2)；d1=ln(VA/D)+(r+0.5σA2)tσA姨t)；d2=d1—σA姨t；σE=N(d1)VAσAE。本文取t為1年，無風險利率r為2019年一年期存款利率1.5%，企業負債數據采用2019年12月31日報表數據，違約點DP=SD+0.5LD（SD為流動負債，LD為長期負債），公司總市值E為每日市值均值，年化股權價值波動率σE=每日波動率樣本標準差*姨交易天數，其中每日波動率=（當天總市值-上一交易日總市值）/上一交易日總市值，因未知數σA和資產價值VA數量級相差巨大，引入E/D作為參數便于函數迭代求解。根據KMV模型編寫代碼，輸入以上參數，通過MATLAB程序測算得到資產價值波動率σA和資產價值VA，從而求得違約距離DD，違約概率EDF=N(-DD)，N(*)為標準正態分布函數，測算結果根據信用風險從大到小依次排列，如表1所示：。根據上述測算結果再對比高雅軒、朱家明、牛希璨[6]提到的部分國有企業平均違約距離8.8267，發現溫州民營企業違約距離較短。雖然本文測算的上市公司數據只能代表部分溫州民營企業信用風險情況，但是上市公司一般相對于其他民營企業來說規模比較大，融資渠道也更廣泛，程曉艷、褚曉飛[7]指出資產規模大小和公司違約概率成反比，因此可以推斷，溫州民營企業信用風險相對較大，因此在民營企業融資過程中引入擔保措施是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擔保融資不僅可以為企業增信，增加民營企業申貸率，也能起到分散金融機構風險的作用。3.2019年溫州擔保融資機構運行現狀現有的擔保融資機構運行情況可以間接反映民營企業擔保融資現狀，本文選取溫州全市24家融資性擔保機構，其中政策性擔保融資機構有11家，其余13家為商業性融資擔保機構，如圖1、圖2所示。根據以上24家融資性擔保機構2019年度運營情況③，對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的各項數據分別進行歸類加總，再對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的運行效率進行分析，具體數據如表2所示，可以發現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金額占擔保總量的比重達74%，商業性擔保機構擔保金額的比例為26%，其中在小微和“三農”貸款擔保方面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占比93%，商業性擔保機構占7%，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戶數占比92%，商業性擔保機構擔保戶數占比8%，由此可見大部分民營企業的擔保業務是由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提供支持的，特別是小微企業和“三農”貸款。從風險控制來看，結合各擔保機構資產總額、負債總額、擔保解除額、代償增加額和擔保損失金額數據，根據以下公式：擔保放大倍數=擔保金額/（資產總額-負債總額），擔保代償率=代償增加額/已解除擔保額*100%，代償損失率=擔保損失額/已解除的擔保額×100%，可以得到：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放大倍數是4.07倍，商業性擔保機構則是5.73倍；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擔保代償率是0.26%，商業性擔保機構則是0.85%；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代償損失率是0.01%，商業性擔保機構則是0.39%。對比同期2019年溫州銀行的不良貸款率0.94%，關注類貸款占比1.87%，可以看出民營企業參與擔保融資后風險相對更可控，政策性擔保融資機構的風險控制能力強于商業性擔保融資機構。以上各項數據都說明商業性擔保機構存在擔保融資額度少、參與企業少、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而政策性擔保融資具有“非營利性”準公共產品的特征，企業申請門檻限制低，在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貴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以溫州市小微企業信用擔保基金運行中心2019年運行情況為例，企業申請擔保無需抵押品，信保中心對續保、小微園、科創、人才創業、文化創意、新三板掛牌、幫扶類企業等給予10%—100%不等的擔保費率優惠，2019年擔保費率平均僅為0.85%；其中首貸企業擔保占比47%，處于擔保鏈上的企業擔保占比43%，這有利于化解“兩鏈”風險，進一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同時信保中心幫助參與信用擔保的企業將貸款利率上浮區間降至1.2—1.7倍，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超過1億元。由此可見，政策性擔保融資在擔保體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緩解民營企業資金壓力的關鍵。

1對被擔保企業的信息審計不嚴格

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為籌集發展資金，一般需向融資性擔保公司尋求融資擔保，而為盡快取得擔保公司的信任，這些企業很多存在修飾會計信息資料、編造經營資料等弄虛作假行為。而擔保公司一些會計師由于自身業務能力有限，很難對企業所提供的擔保物進行確切的價值評估。或者一些融資性擔保公司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存在短視行為和缺乏風險意識的現象，表現為只關注企業短期內的經營業績和經濟效益，而未對企業所提供的經營數據及會計信息進行嚴格的審計。這些均給擔保公司帶來很多潛在的財務風險，并難以進行有效的風險規避和控制。

2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有效財務管理的具體策略

2.1完善內部財務管理體系融資性擔保公司要進行有效的財務管理。首先應建立和健全內部的財務管理體系，包括財務制度、會計核算制度、內部控制制度等。與此同時，在開展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工作時，定期進行外部審計，以對企業的財務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實現財務風險的最小化。這些風險包括資產質量風險、資本風險、分支機構風險、受托業務風險、委托業務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具體來說，就是融資性擔保公司應使業務規模和資本規模保持一致性，構建并完善資本補充機制，有效提高風險控制的能力。另外，為降低集中性風險性，在開展業務時，公司可對擔保的客戶、時段、地區、產業、擔保額度等進行嚴格的限額控制。在進行自有資金投資時，為保證公司資產與負債流動性的協調一致性，降低流動性風險，應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注重對債務進行綜合性評價和分析。另外，若需加大自用固定資產投資時，不能簡單采取評估價值的方法進行賬目調整，而應根據歷史成本進行賬目處理。

2.2注重培養高素質復合型的財會人才隨著融資性擔保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數量的不斷增多，在高素質復合型財務管理人才方面的需求量非常旺盛，為提高財務管理人才隊伍的整體質量，擔保公司可在努力提高人才待遇的條件下，嚴格選拔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另外，重視對現有財務管理人員的專業培訓，包括業務流程培訓、法律知識培訓、金融知識培訓、業務技巧培訓等，全面提高財會人員的綜合能力。為鞏固和檢驗培訓的效果，可進行相關的考核，考核通過后方能上崗。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使財會人員自覺努力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

2.3加強公司的成本費用管理成本費用管理直接關乎擔保公司的經濟效益，由于當前融資性擔保行業處于一定的危機當中，為防止業務量和經濟效益出現大幅度下滑的現象，擔保公司應十分注重成本費用的控制和管理，以為擔保公司進行戰略調整、風險抵御及升級轉型爭取更大的空間和機遇。因此，這對提高公司的競爭力有重要意義。具體而言，擔保公司應對預算的編制、分析、考核、執行等情況進行嚴格的管理和監督，對于沒有經過授權批準的成本費用項目堅決廢除。而對于混淆會計支出內容、亂用會計科目、逃避財務監控管理等的現象，應加大處罰力度，絕不手軟。嚴禁使用非法方式對利潤進行人為調節的行為，如多攤或少攤費用支出、多提或少提資產減值準備等。同時構建一套相對完善的成本執行監督體制，以對成本預算的執行狀況進行及時的檢測和考核。另外，對公司的日常成本費用開支也應進行嚴格的控制，強化開支的審批授權職能，降低開支的標準和范圍，明晰報銷的審批的程序及標準，尤其對維修費、業務宣傳費、通訊費、差旅費、會議等常見產生費用的項目進行重點監控，通過以上舉措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費用。

2.4充分利用外部監督的力量融資性擔保公司財務管理監督的外部力量主要是銀行、地方監管部門。銀行方面，主要是杜絕擔保公司出現與擔保業務無關的資金往來，以從源頭上對擔保公司進行資金運行的監管，防止擔保公司出現違規套取銀行信貸資金的行為。地方監管方面，主要是地方財政部門對擔保公司進行營運情況和財務風險方面的監督管理。融資性擔保公司應充分借助外部監督的力量，促進內部財務管理工作的規范化。

3結語